山西省
陈辽先生在《一论》第三部分“三、罗锦的‘次子’并非‘才本’更不是罗贯中”中写到：
【必须指出，纂修《罗氏家谱》的人员，文化素养并不高，而且他们都有故意抬高祖先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倾向。如最早纂修清徐《罗氏家谱》的罗礼，先是当“儒学训导”，后升为“教授”，他在修谱时便把当过梗阳县小官的“先祖”，说成是当过“青州仆射”。不过，他还算比较老实，说那是“姑据先人口传，有前京畿纪述者云……”并没有十分肯定这件事。其实，“仆射”是武官中的高官。据《辞海》，古代重武臣，以善射者掌事，故名“仆射”。东汉尚书仆射为尚书令的副手，职权渐重；到末年便分置左、右仆射。魏晋以后，令、仆射同居宰相之任。唐代不设尚书令，仆射即为尚书省长官，初期与中书令、侍中同为宰相，中期以后，非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不为宰相。宋初相沿，元丰改革官制，才又以左、右仆射充宰相。徽宗时一度改为太宰、少宰；乾道八年（1172年）改为左、右丞相。其后“仆射”之名废除。可见“仆射”是高官，小小青州，何来“仆射”？至于《青州》，《书·禹贡》：“海、岱惟青州”。“海”指今渤海；“岱”即泰山。汉武帝置十三刺史部，内有青州，辖境相当今山东德州市、齐河县以东、马颊河以南以及济南市、高密、莱阳、栖霞、乳山等县以北、以东和河北吴桥等地。东晋、南朝，唐、宋时期，青州辖治地区，都是在山东一带地方。在地理志上从未见过太原附近还有什么“青州”。罗礼没有查阅过历代的职官志和地理志，只是因为要抬高他的“先祖”的地位，才把梗阳小官说成是“青州仆射”。后来罗氏子孙没落，但从罗仲祥起，清源罗氏又中兴，于是罗礼把罗仲祥作为他所纂修的《清源罗氏家谱》的“始祖”和“第一代”。罗仲祥约生于1360年左右，
罗礼为清源罗氏第八代，这在时间上是完全吻合的。
到了乾隆十一年（1746年），《清邑罗氏家谱序》的作者，又把原是“太原府学贡生”的他的八代祖罗礼，“任大同府儒学训导以道翁讳正己者”，抬高到“岁进士”的地位。尤其是罗益亨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罗氏重修族谱颂并叙》中，竟将八世祖罗正己（即罗礼）误写成“九世祖正己公”，还将“始祖”在五代后唐时的任职，说成是“委贽南唐，来官仆射”，成了南唐的仆射。而后唐（923－936）与南唐（937－975）根本不是同一个王朝，只是因为要抬高“始祖”地位，罗氏“始祖”竟成了南唐的仆射了。】
现将我之前写的一段文字呈现如下：
对于祖先文化是高是低，我本固陋不敢多言，但有陈辽先生者称：“必须指出，纂修《罗氏家谱》的人员，文化素养并不高，而且他们都有故意抬高祖先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倾向。如最早纂修清徐《罗氏家谱》的罗礼，先是当‘儒学巡导’，后升任‘教授’， ……”总之，按陈辽先生的意思这一应人等既没有文化素养甚至连自己祖宗的辈分也搞不清楚，这样的人纂修的《罗氏家谱》是混乱的，而且陈辽先生还感“遗憾的是，山西及清徐的某些学者竟没有认真阅读《罗氏家谱》”，而他——陈辽先生于“1999年9月，我去清徐参加了第十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蒙赠山西太原清徐《罗氏家谱》研修公会编印的《罗氏家谱》一册。细读之下，发现山西及太原清徐的某些学者在解读《罗氏家谱》过程中发生了一连串不该发生的失误。这些学者，有的是我的好友， 但‘我爱我友，我更爱真理’，乃作此文”……
至于“纂修《罗氏家谱》的人员”从太原府学贡生除大同府儒学训导正己大明隆庆元年（公元一五六七年）修纂第一篇序《清源罗氏家谱序》到大清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三年）岁次壬申桃月上澣钦加太常寺衔候铨教谕廪生二十一代孙文藻熏沐谨撰并书第二十四篇序《重修家谱歌并叙》一应人等共七十一人次均被陈辽先生认为“文化素养并不高”，这我们就不明白陈辽先生的意思了，他是对这些生员、巡抚本吏、增生、致仕教授、庠生、廪生、布政司吏、司吏、府庠生、武庠生、邑庠生、府学增生、岁贡生、廪膳生员、儒学生员、九品、府学增广生员、武举、府学增生、府增生、监生、岁贡生吏部候铨儒学训导、钦加太常寺衔候铨教谕廪生等本能的反感呢？还是他们修纂、重录、沐手重书、又重书、沐手谨序、什袭而藏、谨录、沐手谨录、沐手敬书、沐手敬录、沐手重录、沐手序、薰沐谨撰并书、沐手撰并书、薰沐重录、谨敬重誊、谨撰并书、薰沐谨撰、沐手谨书、谨撰、敬书的24篇序的文字内容太没文化呢？以至于陈辽先生不“必须指出”他们的“文化素养并不高”就难解心头之不快呢？陈辽先生为什么要与已故去几百年的人过不去呢？……我也不敢冒昧地问陈辽先生自认文化素养如何？
现在（指2013年写一稿时）我再重申以上文字并再怯怯的冒昧地问一句陈辽先生您自认文化素养如何呢？
对陈辽先生在《一论》中的“必须指出，纂修《罗氏家谱》的人员，文化素养并不高，而且他们都有故意抬高祖先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倾向”这段话 ，我的理解是：“并不高”，言下之意就是说他们无知；“故意抬高”，就是说他们在造假。这样的评语，必有恣意的妄断来支撑，所以，我顺着陈辽先生的批判而展开批判。
1、并没有十分肯定这件事还能写家谱吗
陈辽先生在《一论》中讲“如最早纂修清徐《罗氏家谱》的罗礼，先是当‘儒学训导’，后升为‘教授’，他在修谱时把当过梗阳县小官的‘先祖’，说成是当过‘青州仆射’。不过，他还算比较老实，说那是‘姑据先人口传，有前京畿纪述者云……’并没有十分肯定这件事。”此处必须再次指出，这段话陈辽先生除用了我一支八世祖罗礼的名讳和他的官职“教授”外，实为把我二支九世祖罗正己的《清源罗氏家谱序》中 “今将祖宗支派除逺代外不敢妄附，故据先人口传有前京畿纪述者云，吾先祖根于蜀郡，自唐仕于青州仆射，即今梗阳也，因路逺不能还郷，籍于白马一都”这几句话，进行了文学改编，经陈辽先生将语序一颠倒、一加工，竟能将罗正己转述的史实，变成了“他在修谱时便把当过梗阳县小官的‘先祖’，说成是当过‘青州仆射’。不过，他还算比较老实，说那是‘姑据先人口传，有前京畿纪述者云……’并没有十分肯定这件事。”这样的一篇构思奇妙的短文，陈辽先生这哪里是在做论文撰述，简直就是在创作！
我们不得不佩服陈辽先生的倒叙水平和遣词造句的能力，明明罗正己是在正叙历史、讲传说，结果陈辽先生本末给一倒置，再强加上几个关键词：“当过”、“小官”、“说成是”、“不过”、“他还算比较老实”、“说那是” “并没有十分肯定这件事”，这样，罗正己他就在“他还算比较老实”、他就在“并没有十分肯定这件事”的状态下写了《清源罗氏家谱序》！我们真不知道陈辽先生把讽刺、挖苦、贬低清徐罗氏之能事是否使到了极致？
不过，再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也否定不了罗正己“十分肯定这件事”，因为那是“姑据先人口传”，并“有前京畿纪述者云”的史实！
我们认为，“姑据先人口传”，是人类共同的一个传承载体和资信，无论哪一个家族，在未修家谱前，其历史就是口口相传的，况且我族此前已有“有前京畿纪述者云”。另外顺便说一下，数百年来从我族出去散居他乡者，有的至今还在口口相传他们是清徐罗氏，如祁县罗氏，我族谱康熙二十六年就记载有寄居祁邱者，两地在乾隆十一年就取得了联系，之后，祁县同宗回清徐同祭祖茔，互赠家谱。改革开放后清徐恢复大规模祭祖，一九九六年祁县同宗回来参加，二〇一二年清明节前，双方也有沟通，祁县罗氏现有一千数百人。娄烦县罗氏，一直口传他们是清徐罗氏，一九九七年两地取得联系，一九九九年娄烦罗氏回清徐认祖归宗，经认真核对两地家谱，娄烦同宗认定他们是元代泰定年间一支九代时进公定居娄烦的，至此，娄烦罗氏多参加清徐罗氏的活动，娄烦罗氏现有近四百人。大明隆庆元年罗正己《清源罗氏家谱序》就有“有迁居于崞县者”的记载，对应于我族谱中是一支九代的“时雨、时霖、时先”三公“在崞县”，崞县即今山西省原平市，原平罗氏也如是传说：“弟兄仨做官去的崞县，再早点的老家是从四川过来的”，尽管这几年两地后人有过多次接触，但还未上升到族与族的层面去对接，今年我族将修谱，我们也想把与原平罗氏的关系落到实处。原平罗氏也是大族，在原平市崞阳镇大营村、小营村等村，罗姓占多数，在省会太原工作的原平罗氏中，处级以上干部就有三十余人，有的还担任山西省、市的领导。河北省南皮县的罗氏，也据口口相传的历史，前些年曾来清徐寻根，但由于年代遥远，加之我们当时对家谱研究的不深，对接工作暂时存搁，这项工作我们肯定会重新启动。顺便说一句，南皮县也是《三国演义》写到的地方。说了这些事，还是想以此说明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口口相传的历史，就是历史。
大明隆庆元年，不仅罗正己撰写了《清源罗氏家谱序》，而且，清徐罗氏家族还在祖茔立“万古流芳”碑以志，此碑现在还岿然屹立在我祖茔。见下图。
碑文为：
先祖四川成都府人也后唐为青州仆射也今梗阳也因路途遥远下户于白马一都本山岭置地数十余晌群峰环抱形势宽阔为祖茔于斯焉
大明隆庆元年岁次丁卯三月吉立
碑文与罗正己撰写的《清源罗氏家谱序》相一致，可见，这是清徐罗氏家族的共知共识！
我数了一下罗正己正叙历史的核心词是二十九个字：“故据先人口传有前京畿纪述者云，吾先祖根于蜀郡，自唐仕于青州仆射”，陈辽先生的刻薄词也是二十九个字：“‘当过’、‘小官’、‘说成是’‘不过’、‘他还算比较老实’、‘说那是’ 、‘并没有十分肯定这件事’”， 陈辽先生就用这样的语言，把肯定变成了否定！
2、小小青州，竟来了仆射
陈辽先生紧接着对“仆射”官职进行了查究，并不无愤怒地问道：“小小青州，何来仆射？”，至于“至于《青州》，《书·禹贡》：‘海、岱惟青州’。……东晋、南朝，唐、宋时期，青州辖治地区，都是在山东一带地方。在地理志上从未见过太原附近还有什么‘青州’。罗礼没有查阅过历代的职官志和地理志，只是因为要抬高他的‘先祖’的地位，才把梗阳小官说成是‘青州仆射’。”
关于“仆射”，我在2011年向第二十一届全国《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提交的《文献世家，三晋巨族——诞生了文学巨匠罗贯中的太原清徐罗氏家族》（以下简称《清徐罗氏家族》）拙文中已作了回答，不过，我与陈辽先生不同的是，我不仅讲“仆射”的专指，我还讲了“仆射”也曾有泛指。我这样写到：“‘仆射’，官名，秦始置，汉以后因之。经查，仆射是个广泛的官号，史上此官职时大时小、时实时虚、时置时废，后来只有尚书仆射相承不改，至于宋代。故魏晋南北朝至宋的仆射，专指尚书仆射。可见，除专指外，后唐清徐有仆射一职，应是事实，我谱所记，不是空穴来风。”这里，我再作点补充，众所周知，五代史的研究至今还是史学界比较着力弱的一个环节，一是因为这个历史阶段很短暂又繁杂，二是因为频繁的战乱使得记载较少，因此，这给今天的研究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对此段时期清徐的历史来说也是如此，后唐时的清徐（清源）官职设置是什么，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好说清楚，同样，一时半会儿也不好否定什么，《清源县志》成书于大清顺治十七年，该志也没专门论及后唐清源的时事史实，这方面确实需要我们继续研究。
关于“青州”，我还想再讲，如果旧时族谱对外是秘而不宣的，别人看不到我族谱把“梗阳”、“清源”记为“青州”，因而不好指出其错误，那么，我祖茔矗立的“万古流芳”碑，人们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族谱也应是公开的、开放的，是没有任何私心的，她完全没必要给“梗阳”、“清源”戴上一顶“青州”的帽子，她只是如实地写了——后唐时，“梗阳”、“清源”也称“青州”！
网上偶看到《宋书》记载“大明五年，白雀见太原，青州刺史刘道隆以献。”，而看《青州通史》，在历代官职（东晋南北朝青州刺史）中，有名可考的刺史中还没看到刘道隆的身影，不过有学者还从其他方面点到过“青州刺史刘道隆”，这里从略不叙。
另，明嘉靖《太原县志》也记载“大明五年，白雀见太原，青州刺史刘道隆以献。”，这里是移植的吗？不论。
至于“青州”这一地名词，其他地方也有用，如：为晋阳罗氏族谱图题序的元代大学者虞集的祖籍地四川眉山市就叫过“青州”：南北朝时设青州（548年），553年改青州为眉州，572年眉州改青州，579年改嘉州，隋时期，606年改嘉州为眉州，……2000年，设立眉山市。今天，我国仍有两个镇叫青州镇。
关于“青州仆射”，现在可以作结了：看来确实“罗礼没有查阅过历代的职官志和地理志”，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他只知道按史实去修自己的族谱就行了，他也无需“只是因为要抬高他的‘先祖’的地位，才把梗阳小官说成是‘青州仆射’。”，因为原来“青州仆射”就是“梗阳小官”。这不是“因为要抬高”才“说成是”，而是史实！
3、后唐高还是南唐高
讲了“青州仆射”，本应该接着评陈辽先生的“到了乾隆十一年（1746年），《清邑罗氏家谱序》的作者，又把原是‘太原府学生’的他的八代祖罗礼，‘任大同府儒学训导以道翁讳正己者’，抬高到‘岁进士’的地位”这一段话，但觉得陈辽先生紧接下来的一段话与 “青州仆射”相关，所以稍稍打乱陈辽先生的一下顺序，先评陈辽先生“尤其是罗益亨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罗氏重修族谱颂并叙》中，竟将八世祖罗正己（即罗礼）误写成‘九世祖正己公’，还将‘始祖’在五代后唐时的任职，说成是‘委贽南唐，来官仆射’，成了南唐的仆射。而后唐（923－936）与南唐（937－975）根本不是同一个王朝，只是因为要抬高‘始祖’地位，罗氏‘始祖’竟成了南唐的仆射了”这一段话，然后再评“岁进士”。
关于给罗益亨加的“尤其”、“ 竟将”、“ 误写成”这些的词对应的内容我不想再做评说，我只就“还将”以后的内容引用我在拙文《清徐罗氏家族》中的一段话作答：
“至于‘仰惟始祖，讳曰仲祥，世居西蜀，委贽南唐，来官仆射’一句，是说相对清徐来讲，按东西说蜀在清徐的西边，按南北来说蜀在清徐的南边，从中国地理来讲四川也是这样的方位，所以这不应该产生歧义，不是后唐灭亡后在金陵产生的南唐，而是后唐的南方，后唐是占据四川的，我想‘委贽南唐’，一是为了文章体例的需要，二是说明我祖来自何方”。我当时写这段话就是本着不与陈辽先生争论的指导思想，婉转地回答陈辽先生的。陈辽先生在写他的《再论》前，应该是看见过这段话的，因为他说：“十二年以后，有人告我并给我寄来材料，山西清徐县竟大张旗鼓地于2011年9月24-25 日举办了
‘《罗贯中全集》与第二十一届全国《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向与会人员散发了《罗贯中纪念馆简介》、《罗氏祖茔简介》。会议日程中有：参观‘罗贯中纪念馆’和‘罗氏祖茔’”。不管陈辽先生是否看到过我的文章，在此，我正好再补充点文字：五代十国是自唐灭亡后至宋建立前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观其内部，五代似正朔朝廷，十国似藩镇式割据政权，十国多向对应的五代宗主臣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看不出南唐比后唐有什么高？充其量南唐与后唐也就是半斤八两，罗益亨有必要“只是因为要抬高‘始祖’地位”，就“还将”后唐写成了南唐，罗益亨能有 “罗氏‘始祖’竟成了南唐的仆射了”就抬高了“‘始祖’地位”这样的认识吗？大清同治十一年我族修谱有序四篇，除罗益亨的《罗氏重修家谱颂并叙》之外，还有十八代增生其瑞谨撰的《重修家谱序》、十九代邑庠生树芝谨撰并书的《重修罗氏家谱序》和钦加太常寺博士衔候铨教谕廪生二十一代孙文藻熏沐谨撰并书的《重修家谱歌并序》，四篇谱序放在一块儿，罗益亨就不怕他人笑话吗？如果说“纂修《罗氏家谱》的人员，文化素养并不高”，未能指出其错误，那么未纂修《罗氏家谱》的人员，文化素养也不高吗？他们为什么也没有指出呢？谱载：罗益亨的父亲是罗映昌，例贡生，子二，谦亨、益亨；罗益亨其兄谦亨是监生；是年修谱，罗映昌捐钱伍拾千文，我们还知罗益亨先于其兄谦亨去世。那么，在罗益亨撰序时其父兄为什么不给指出呢？可见这里的 “南唐”，应该就是罗益亨为了对仗“西蜀”而将后唐的南方说成了“南唐”，我在拙文《清徐罗氏家族》中已全文敬录了罗益亨的《罗氏重修家谱颂并叙》，读过的人都知道，该序是一篇骈文，分为十二章颂，文字很精彩。我们笨想，大几百年来，一直说始祖为后唐青州仆射，四川成都府人，再怎么罗益亨也不会、也不敢把始祖说成是南唐仆射。尽管受篇幅制约，我们还是有必要把其完整的第二章呈现出来，以供分析：“仰惟始祖，讳曰仲祥；世居西蜀，委贽南唐；来官仆射，因以为家；皇天眷佑，厥后克昌”，全句有四层意思，一曰始祖，二曰始祖祖籍，三曰始祖官职落籍，四曰始祖之后代昌盛。全句的关键是对“委贽”的理解，经查，“委贽”亦作“委挚 ”、亦作“委质”，在她的众多解释中，有“弃身；置身”解。运用“委贽”一词，足见罗益亨之文化素养。在此基础上，我再把全句通译如下：仰视我们的始祖，他的名讳是仲祥；他的祖籍是四川，但他辞别故乡；游宦青州仆射，并在清源下户安家；上天眷顾佑助，他的后代繁荣昌盛。由此可见，罗益亨没有“只是因为要抬高‘始祖’地位，罗氏‘始祖’竟成了南唐的仆射了”这样的动机，他的序，清源罗氏都能够看得懂。
4、贡生高还是岁进士高
我们再回到关于岁进士的问题上来。陈辽先生讲“到了乾隆十一年（1746年），《清邑罗氏家谱序》的作者，又把原是‘太原府学贡生’的他的八代祖罗礼，‘任大同府儒学训导以道翁讳正己者’，抬高到‘岁进士’的地位”，对于陈辽先生的这一段话，本不值一驳，因为这是个常识问题，“岁进士”是“贡生”的别称，或曰“贡生”的别称就是“岁进士”，把“贡生”说成是“岁进士”，这没有抬高地位，倒是陈辽先生出了点洋相。既然又谈起了“他的八代祖罗礼”这个话题，而且此处陈辽先生又照录对了“任大同府儒学训导以道翁讳正己者”这一句，我就接着再赘言几句，《清邑罗氏家谱序》中此句的前后语是“前谱所作，始于明隆庆元年，正吾太高祖岁进士，任大同府儒学训导，以道翁讳正己者将始祖仕宦梗阳迁居履历，已叙明纲领”，《清邑罗氏家谱序》的撰写者二支十四代巡抚本吏（罗）子得不敢直呼太高祖的名讳，而称他的字“以道”，“翁”是尊称，“讳”是表示尊敬的心情忌讳说出太高祖的名讳正己，这明明白白的称谓，陈辽先生就是看不懂，就是要坚持他自己的妄断，直至他的《再论》还再讲 “‘礼以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罗礼便是罗正己’”！我们也不得不再次声明：礼与正己，是我两代祖先，罗礼是我一支八代祖先，正己是我二支九代祖先，礼祖先家谱没有记载有字，正己祖先家谱记载字是“以道”，正己祖先“以道翁讳正己者”也！
关于“岁进士”的称谓，我族乾隆十一年修谱，有序两篇，另一篇序为十四代祖元祥的《序》，其中也写到：“夫始祖之来历起居，九世伯祖，岁进士，任大同府训导，讳正己者，已曾详述。”，陈辽先生可能把岁进士与进士混淆了，以至如此。我族后续谱序，也有将贡生称作岁进士的，这是一个惯用法，恕不举例。
5、合理假定闹出了笑话
关于“致仕”。我在前面曾批判了陈辽先生在《一论》中的一段话：“在罗礼的名下，明明白白写道：‘贡生任大同县教谕升大同府教授’，也就是第一个纂修清徐《罗氏家谱》时（1567）自称‘太原府学贡生除大同府儒学训导’的罗正己、而在万历十二年（1584）《序》中称‘致仕教授’的罗礼。”这里我再提起，首先是想从素养的角度来补充刚才的欲言未尽，根据前面的批判，我们已给我八代祖罗礼、九代祖正己正名，但当时只顾捍卫先祖的尊严，未及对陈辽先生加在他们身上的“自称”、“ 称”进行清算，现在论及。罗正己的身份“太原府学贡生除大同府儒学训导”这是“自称”的吗？陈辽先生怎么知道这不是事实？！罗礼在万历十二年写《序》具名时加了致仕教授，陈辽先生就能用“称‘致仕教授’的罗礼”这样的口气来怀疑罗礼致仕教授的真实性，一个“自称”、一个“ 称”不仅是陈辽先生对我祖先的轻蔑和侮辱，更是陈辽先生对我族谱逆反心态的表露，真弄不明白陈辽先生怎么会这样？！如果说罗正己、罗礼的身份是“自称”的，是假的，是用来骗人的，那么，他们能骗得了当时的先人吗？他们要骗后之罗氏子孙，当时的先人们能答应吗？罗正己、罗礼有必要用“子虚乌有”的身份骗自己的子孙吗？陈辽先生的这种论调，真是素养有点问题。本来我族谱也不必对外公开，要“骗”也是我们自己“骗”自己，若不是清徐县为了推动对罗贯中的研究，陈辽先生您1999年9月怎么就能得到我罗氏家谱呢？论了这个问题，接着论致仕，除了上面所引外，陈辽先生在《一论》中也多次提到致仕，特别是在《再论》中，陈辽先生经过“合理假定”点出了他之前隐喻的罗礼的致仕年龄：“我们合理假定罗礼（罗正己）纂修《罗氏家谱》时为四十岁，那么，他大约生于1527 年左右。到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他已五十七岁，已作为“教授”而退休了。”，这就有点出乎我们的所料了，我们知道，古时官员致仕是七十岁，也就是官员到七十岁才正常退休，怎么到了罗礼这儿，“他已五十七岁，已作为‘教授’而退休了”呢？而且“已作为”的“已”字，表达的应该是过去时，就是说罗礼退休的年龄有可能比五十七岁还要早，看来陈辽先生的“合理假定”与古制不合了。
在这一部分内，我顺着陈辽先生的评语和他指出的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大致回答了陈辽先生“纂修《罗氏家谱》的人员，文化素养并不高，而且他们都有故意抬高祖先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倾向”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纂修《罗氏家谱》的人员”是诚实的，相比之下，陈辽先生对他们的攻击，就显得有点不冷静了。关于文化素养问题，我觉得最少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功底；一是文化修养。关于纂修《罗氏家谱》人员的文化素养问题，由于受文章篇幅所限，他们所撰的序不能够展开，我也就不敢妄评了。在结束这部分内容时，我将我当年看到陈辽先生的《一论》所写的关于文化素养的延伸评论呈现于下：
【我看到了陈辽先生的大作，看到了陈辽先生对我“纂修《罗氏家谱》的人员，文化素养并不高……”的不屑一顾的评价，……我也不敢冒昧地问陈辽先生自认文化素养如何？惟其敢的就是赶紧将陈辽先生的大作下载打印以备商榷。其实，我一直认为文化素养与个人知识不应该划等号，家族背景与个人作为也不应该划等号。】
以上二、三、四部分，算作本文的第一大部分，主要就陈辽先生“任意揉捏我祖先、诋毁我祖先、肆意妄断我族史”展开阐述，这一阐述过程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罗氏家谱纂修者的文化素养和陈辽先生的文化素养也就或多或少地表露出来，罗氏家谱纂修的目的意义也就清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下面转入第二大部分，论证罗贯中写《三国演义》。
本文来源：网易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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