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
下面我们转入更为重要的讨论，罗才某罗某某到底是不是清徐罗贯中？他到底能不能写出《三国演义》？陈辽先生的“绝非论”能否成立？
1.陈辽先生在推断罗仲祥的生年时自相矛盾了
陈辽先生在《一论》中，两次推断了清徐罗氏始祖罗仲祥的出生年代，第一次他这样写到：“隆庆元年为1567年，罗正己已是‘大同府儒学训导’，约40岁左右。以每代平均25年左右计，上推七代，那么清徐《罗氏家谱》中的‘始祖’、‘第一代’罗仲祥约出生于1325年左右，即元泰定二年左右。在清徐《罗氏家谱》中从第一代罗仲祥起至第九代，支派分明，每一代各生了几个儿子，妻子是谁，都一一载明，并不存在有什么‘阙轶差错’的问题。”
第二次他又这样写到：“在地理志上从未见过太原附近还有什么‘青州’。罗礼没有查阅过历代的职官志和地理志，只是因为要抬高他的‘先祖’的地位，才把梗阳小官说成是‘青州仆射’。后来罗氏子孙没落，但从罗仲祥起，清源罗氏又中兴，于是罗礼把罗仲祥作为他所纂修的《清源罗氏家谱》的‘始祖’和‘第一代’。罗仲祥约生于1360年左右，罗礼为清源罗氏第八代，这在时间上是完全吻合的。”
这里还得再说一句，陈辽先生在第一次（段）清清楚楚讲是罗正己，到第二次（段）就又讲成了罗礼，“礼以正己”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词，其义人们也很明白，可是到了陈辽先生这里，“罗礼便是罗正己”的错误认识却怎么也改正不了。
陈辽先生又讲到“后来罗氏子孙没落，但从罗仲祥起，清源罗氏又中兴，于是罗礼把罗仲祥作为他纂修的《清源罗氏家谱》的‘始祖’和‘第一代’。”
我们不知道陈辽先生这是从何说起呢？也不知陈辽先生从哪里看到了“后来罗氏子孙没落”的记录和资料，更不知道陈辽先生或许又从哪里得到了“后来罗氏子孙没落”的证据！同样，也不知陈辽先生从哪里又听到了“但从罗仲祥起，清源罗氏又中兴”的传说，若这一切还只是陈辽先生个人坐在他的书房里的臆断，那恕我们不愿奉听了！
我们只知道从后唐罗仲祥始，清徐罗氏的历史就是一部耕读传家的历史！
我们接着再往下论述。
一个是“1325年左右，即元泰定二年左右”，一个是“1360年左右”，一个是“并不存在有什么‘阙轶差错’的问题”，一个是“这在时间上是完全吻合的”，既然两个时间都没有错，我们不禁要问陈辽先生，该以您的哪个时间为准？1325年与1360年相隔三十五年，这一前一后两个时间可要影响到以后的代数计算呀？我在前面说过，陈辽先生在1999年有点性急了，还没看清罗氏家谱就下笔了，在批判罗氏家谱的问题上，让人家抓了不少的把柄，甚至就连自己的计算也出了问题。陈辽先生在《再论》中有这样一段话：“从罗鳌起，《罗氏家谱》的纂修者都因袭了这一说法（按：罗氏有的后代子孙如罗守谦甚至把八世祖罗礼说为‘九世祖’，粗枝大叶由此可见一斑）”，罗守谦等并非“粗枝大叶”，而粗枝大叶这顶帽子，给陈辽先生返回去，也许正好，因为不管如何计算，完了总应该检查一遍。
十二年后，陈辽先生在《再论》的第三部分“三、《罗氏家谱》辨析”中又写到：
“罗礼得知的清源罗氏的第一代是罗仲祥。罗礼是第八代，罗礼的生年约在1527年左右，上推七代，以每代二十五年计，罗仲祥的生年约在1352年左右。”
就是说陈辽先生又算出了一个“罗仲祥的生年约在1352年左右”的数字，如果此次算的是准确的话，那么就应该大胆声明此前十二年的算法有误，遗憾的是，陈辽先生没有这样做。
2.陈辽先生推算罗仲祥、罗礼的生年是要否定罗某某不是罗贯中
陈辽先生如此三番五次的计算罗仲祥的生年，目的是要计算罗某某（罗贯中）的生年，他的逻辑思维是：以罗礼（按：但他实以罗正己算）写序的时间，先推出罗礼的生年，然后就推定了罗某某（罗贯中）的生年；另一方面以罗氏公认的始祖罗仲祥后唐来清的时间，再推出罗某某（罗贯中）的生年；无论是从后往前推，还是从前往后算，其算出的结果都是能够支撑他的“绝非论”的。
因此我们再费点耐心看看陈辽先生在《一论》第二部分“二、梗阳罗氏第六代罗锦“出外”的‘次子’绝非罗贯中”中的文字：“罗礼纂修《罗氏家谱》，时在1567年，约40岁左右，他的“出外”的二叔罗才某假如比他大25岁至27岁，应出生于1500年左右，即明弘治十三年左右。人所共知，《三国志传》成书，虽有宋末、元代后期、元末明初等说法，但庸愚子（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序》的时间为弘治甲寅，即1494年。那时罗锦的后来“出外”的“次子”罗某某尚未出生，他怎么会创作《三国演义》呢？”再看陈辽先生在《一论》第一部分“一、不能将《罗氏家谱》中的‘先祖’‘远代祖宗’和《家谱》中的‘第一代’‘始祖’混为一谈”中写到：“假如‘第一代’罗仲祥于五代后唐时即来青州任仆射，他的第六代即生下了后来写《三国志传》的罗贯中，那么，罗贯中的出生时间应在1086年左右。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十二年后陈辽先生在《再论》的第三部分“三、《罗氏家谱》辨析”中又写到：“第二，寻找罗贯中者没有做最简单的四则运算。即使罗仲祥于后唐（924—936）仕为青州仆射，那么，他的第七代子孙‘罗才某’的生年应在1116年左右，这和《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生年也是根本搭不上界的。”
先注意一个词，“即使罗仲祥于后唐（924—936）仕为青州仆射”中的“即使”，之前没注意到，陈辽先生连“罗仲祥于后唐（924—936）仕为青州仆射”这样的史实也能生出怀疑，用“即使”一词来做一个根的否定、根本的否定！我们不想再多说了，还是看陈辽先生的算术吧。
尽管这次算出的数字与十二年前的又对不上号，我们也不必苛求陈辽先生了，因为代数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像陈辽先生在《两论》中所说的“这是通过小学生的四则运算即可搞清楚的，”，我们只要搞清楚陈辽先生的用意就行了，即：
从后唐往后算他算出了两个时间：“罗贯中的出生时间应在1086年左右。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的第七代子孙‘罗才某’的生年应在1116年左右，这和《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生年也是根本搭不上界的。”
而从后往前推，“即1494年。那时罗锦的后来‘出外’的‘次子’罗某某尚未出生，他怎么会创作《三国演义》呢？”
简言之，从后唐往后算，罗某某已经出生，《三国演义》还未创作，从后往前推，《三国演义》已经有序，罗某某还未出生。
真是这样的吗？我们接着分析。
3.代数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代数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不单单是一个算术问题，绝不像陈辽先生所说的那样简单，用每代二十五年计即可，陈辽先生在他的《一论》、《再论》中告诉我们“某一姓氏的‘先祖’、‘远代祖宗’和某一姓氏家谱中的‘始祖’、‘第一代’不是一回事。如《孔氏家谱》把孔子（前551—前479）作为孔氏的‘始祖’、和‘第一代’。但是，孔氏的‘先祖’和‘远代祖宗’并不是孔子。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纥，在叔梁纥之前还有‘先祖’。”，但陈辽先生忘了告诉我们孔子父亲叔梁纥的生卒时间，也没告我们叔梁纥生孔子时的年岁。史学界综合有关资料一般认为，叔梁纥生于公元前622年，卒于公元前549年，妻施氏生九女；妾生一子，但足有疾，不能承继；叔梁纥六十六岁时又娶颜氏，七十一岁时，生下孔子。
就是说，叔梁纥与孔子之间的代是七十一年计！
原因很简单，当时不是独生子女政策，也允许一夫多妻！
当然，像叔梁纥生孔子时已经七十一岁的情况，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还有，但很少，我举启圣王和圣人的例子，有违恭敬了，但相对陈辽先生给我们的教育，我这算是做了点补充。
就代数问题，我在拙文《山西太原清徐罗氏家族》中曾就我族二支发现的七世祖尚纹公和九世祖正人公的墓志铭所载世系情况做过讨论，现赘繁如下：
【七世祖尚纹公往下的世系，二子四媳妇，六孙男，四孙女，一曾孙男，四曾孙女，四世同堂；但是，在六孙男中，排第四的正蒙未聘，正印幼，四孙女中，三个已出嫁，一在抱；此时，已有曾孙男一，曰长年，曾孙女四，俱幼。
可见：曾孙长年与孙正印的年龄相仿，四曾孙女与一在抱孙女年龄相仿，但是，在家谱中是看不到这些情况的。家谱只反映辈份大小，男孩之间有女孩间隔的现象在家谱中也反映不出来，因家谱不记载女孩，所以，男孩之间年龄相隔多大在家谱中是不清楚的；在六孙男中，年龄大小排序是正己、正人、正学、正蒙、正伦、正印，至于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多少，不得而知，但透过已有曾孙男曾孙女一事来看，正己的年龄至少应比正印大二十岁以上。
第二个墓志铭我们知道正人公的父是份，叔是儒，祖就是上篇墓志铭的主人七世祖尚纹公，正人公的弟为正学公、正印公，那么叔叔儒公的儿子就是正己公、正蒙公和正伦公，家谱中也是这样记载的。因为正人公的父亲份公是长子，所以，他们在家谱中的排列是在正己公、正蒙公和正伦公的前边，这就是家谱与墓志铭记载的不同之处。家谱中年龄最小的正印公排在了年龄最大的正己公前面了，这也就是家谱中看不出年龄的原因。
正人公往下的世系是，配刘氏，生子二：长不肖昂，次昌，纳妾田氏，生子二：一梦吉，一长成，俱幼；孙男一，为善；孙女三：一适万可登，一刘净，一幼。
可见，刘氏所生长昂、次昌的年龄，都比田氏所生的梦吉，长成和一女要大很多很多，因为，昂或昌已有俩出嫁之女了。
综合两块墓志铭辈份与年龄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辈份与年龄是不一定成比例的，不是辈份大的就一定年龄大，也不是简单的二十五年或三十年为一代，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据此，我们又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家谱上同一辈份的人，出生的年代可能相差甚远。
造成同辈男性年龄悬殊的原因，一是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二是多子女多福的观念，三是生存条件影响人的繁衍。这种状况继续发展，就会出现下辈的年龄长于上辈（上上辈）的年龄，这样，同辈男性之间的年龄就越来越拉大了，这种情况在大家族中尤为突出。
查家谱知，一支七世有十七个堂兄弟，二支七世有十一个堂兄弟。到了第九代时，一支在册的堂兄弟就有五十五位之多，二支有二十五位，三支有十一位，四支有二十三位，这么庞大的家族，支与支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支内情况错综复杂，所以，我族存在的代数悬殊问题，不能用简单概念去认识。
两块墓志铭讲了一个小范围的事，放大到整个家族，那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同治十一年我族第十一次修谱时，十八代增生其瑞谨撰的《重修家谱序》写到： “……共丁一千百余，不啻螽斯之揖揖相继二十二代……”，但是到今天，我族十九代祖健在的还有二位，二十代祖健在的还有十数位，年龄最小的还不到五十岁，如果不实地采访，用平常思维是不可理解的。
总结以上内容，可得出代数与年龄不是整齐划一的，代数与年龄的差距没有定数。】
启动于2014年5月1日的我族第十五次修谱，在今年3月13日（2017年3月13日）召开了定稿大会，计最长的代数为十九代，健在的有二人，均为九十二岁高龄，最晚的代数为二十七代，代数跨越九代，人口近七千人。
若都按二十五年算一代，那就解释不了我族还有十九代，可我们的两位老人还身体硬朗着呢，他们是我族的福星，我们在制作相册集时，还专给他们照了相。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二十五年或至三十年，可笼统地计为一代，但对于指向明确的个体，则不应一概而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4.罗礼任大同县教谕的时间足可驳倒“绝非论”
陈辽先生根据罗礼写序的时间假定了罗礼的生年，进而推定了清徐罗才某罗某某的生年，得出了他的“绝非论”。请允许我把陈辽先生的有关论述再收集一下：
陈辽先生在《一论》第二部分“二、梗阳罗氏第六代罗锦“出外”的‘次子’绝非罗贯中”中有这样的文字：“罗礼纂修《罗氏家谱》，时在1567年，约40岁左右，他的“出外”的二叔罗才某假如比他大25岁至27岁，应出生于1500年左右，即明弘治十三年左右。人所共知，《三国志传》成书，虽有宋末、元代后期、元末明初等说法，但庸愚子（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序》的时间为弘治甲寅，即1494年。那时罗锦的后来“出外”的“次子”罗某某尚未出生，他怎么会创作《三国演义》呢？”
陈辽先生在《再论》的第一部分 “一、岂能假冒罗贯中？”中写到：“1999年，我在清徐获赠《罗氏家谱》，回来认真阅读并作了过细研究。发现《罗氏家谱》的修纂者即《罗氏家谱》中的第八代罗礼，“礼以正己”，他又名“正己”（或字“正己”）。而那个被孟、郭二人判定为《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罗锦次子、《家谱》中“除名”的罗才某，正是罗礼的亲伯伯，《家谱》中的“才”字辈第七代。《罗氏家谱》写得清清楚楚，罗礼是在明朝隆庆元年（1567 年）纂修《罗氏家谱》的，那时罗礼是“大同府儒学训导”，四十岁上下，他大约生于1527 年左右。因此，即使是小学生也能推算出，那位被判定为《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出外”、“除名”的罗才某，比罗礼大一辈，约生于1500 年左右。学术界共知，《三国志传》成书，虽有宋末、元代后期、元末明初等说法，但庸愚子（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后来以《三国演义》书名流行）写“序”的时间为明朝弘治甲寅，公元1494 年。其时，那位后来“出外”被“除名”的罗才某还没有出生呢！他怎么能写出《三国演义》呢？因此说罗才某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完全是一项误断。我以考证、研究所得，先后写成《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罗贯中找到了吗？》两篇论文澄清事实，避免以讹传讹。”。
陈辽先生在《再论》的第三部分“三、《罗氏家谱》辨析”中又合理假定：“我们合理假定罗礼（罗正己）纂修《罗氏家谱》时为四十岁，那么，他大约生于1527 年左右。到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他已五十七岁，已作为‘教授’而退休了。”
这里还得再郑重声明一下，1567年写了《清源罗氏家谱序》的是我二支九世祖罗正己，是除大同府儒学训导；我一支八世祖罗礼的《序》之前一直认为是万历十二年（1584）写的，根据我下面的研究这个认识可能得修正，这是后话。
文章写到此不得不停笔一下，以再次从陈辽先生那里把我们的两位祖先区分开来，我们谨研究我们的一支八世祖罗礼。不管陈辽先生“我们合理假定罗礼（罗正己）纂修《罗氏家谱》时为四十岁……”如何合理，我们还是到《大同县志》、《大同府志》中去找一下罗礼再说。
清道光十年《大同县志》：
在卷十一 官师 第一页开宗明义写明：“兹自令以下合教佐为一表俾同时同官者便于省览”。
我们看到，从明正统八年的县令张纯开始，到崇正（按：正，照录，但应为“祯”）中的马刚中，共有57名县令（恕只截取第五页）。
第五页第三栏县令是王隆，王隆为第十五位县令，府军前卫人，举人，正德十二年任。下面县丞一栏空，再下面为教谕“罗礼，清源人”。训导一栏空，主我们簿为郭田。典史一栏空。
通过《大同县志》看到：
从正统八年开始，到崇正中、初共有57位县令，34位县丞，34
位教谕。
罗礼是第14位教谕。
罗礼是正德十二年任。
我们再看清乾隆四十七年《大同府志》：
在卷之十 职官 第四十四页“州县”中，从“张纯，正统八年”开始，到四十五页“马刚中，河南商州人，进士，崇正中，详宦蹟。以上大同县知县。”止，也是共有57名县令，而且每个人的名字与
《大同县志》中的五十七位县令一一对应。
教谕，共有三十四名，而且每个人的名字与《大同县志》中的三十四位教谕一一对应。
罗礼也是第14位教谕。
《大同府志》的记录格式是分类式的，然后以排序式的方式罗列。
通过《大同府志》、《大同县志》的记载，我们清楚地看到罗礼是在明正德十二年任大同县教谕的！
明正德十二年（1517）是一五一八年！罗礼正德十二年（1517）一五一八年已是大同县教谕！
陈辽先生的“合理假定”与这发生了矛盾！
“罗礼纂修《罗氏家谱》，时在1567年，约40岁左右，他的“出外”的二叔罗才某假如比他大25岁至27岁，应出生于1500年左右，即明弘治十三年左右。人所共知，《三国志传》成书，虽有宋末、元代后期、元末明初等说法，但庸愚子（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序》的时间为弘治甲寅，即1494年。那时罗锦的后来“出外”的“次子”罗某某尚未出生，他怎么会创作《三国演义》呢？ ”。
“我们合理假定罗礼（罗正己）纂修《罗氏家谱》时为四十岁，那么，他大约生于1527 年左右。到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他已五十七岁，已作为‘教授’而退休了。”。
“罗礼是在明朝隆庆元年（1567 年）纂修《罗氏家谱》的，那时罗礼是“大同府儒学训导”，四十岁上下，他大约生于1527 年左右。因此，即使是小学生也能推算出，那位被判定为《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出外”、“除名”的罗才某，比罗礼大一辈，约生于1500 年左右。学术界共知，《三国志传》成书，虽有宋末、元代后期、元末明初等说法，但庸愚子（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后来以《三国演义》书名流行）写“序”的时间为明朝弘治甲寅，公元1494 年。其时，那位后来“出外”被“除名”的罗才某还没有出生呢！他怎么能写出《三国演义》呢？因此说罗才某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完全是一项误断。”
陈辽先生讲罗礼“他大约生于1527 年左右”，这才完全“完全是一项误断”。
因为罗礼在正德十二年（1517）一五一八年已是大同县教谕！所以我们也来假定一下，正德十二年（1517），罗礼任大同县教谕，若是年他十八岁，则他出生于弘治十二年（1499），十八岁当一县之教谕，我们的祖先有那么聪明能干吗？即使就是聪明能干，那还得看当时的政治和能否遇上伯乐呢，所以似觉得不大可能。那么他二十八岁时，有可能当上教谕，若如此，则他出生于弘治四年（1491），我们就以这个时间算术，根据陈辽先生“他的“出外”的二叔罗才某假如比他大25岁至27岁”计算，则罗才某应出生在天顺癸未至成化乙酉（1463-1465）年间，这个时间比“庸愚子（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后来以《三国演义》书名流行）写“序”的时间为明朝弘治甲寅，公元1494 年。”要早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
返回来再说若我们的罗礼祖先就是聪明能干，十八岁就当上一县之教谕，则他出生于弘治十二年（1499），按陈辽先生的“合理假定”，罗才某罗某某的出生也在公元1473——1475年，也跨越了“公元1494 年”！
这就突破了陈辽先生设定的年代界限，这个年代界限就是陈辽先生的绝非线，按陈辽先生的绝非论，罗才某罗某某是在这条绝非线的外边，罗贯中是在这条绝非线的里边，所以，按他的算法，罗才某罗某某绝非《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但是，现在，罗才某罗某某也站在了这条绝非线的里边，那么，按陈辽先生的绝非论，罗才某罗某某也就能够写出《三国演义》了！
“绝非说”“绝非说”那是不会出现一个反证的，现在反证出现了，“绝非说”还能成立吗？
陈辽先生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绝非说”大厦应该坍塌了吧？
本文来源：网易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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