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清廉故事大家听” | 一代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光辉典范——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原党委书记范铭

一代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光辉典范

——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原党委书记范铭

范铭，原名房普明，山西省大宁县道教村人。他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从小接受的是“耕读传家”的教育，5岁开始上学，很小就参加劳动，17岁在太原友仁中学读书，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参加革命，担任了学校“社联”“共青团”组织委员。

参加革命后，他立志要做共产党员的模范，于是把“房”姓改为了“范”姓，名字“铭”，意为铭记共产党员的使命。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用自己的行动完全践行了当初的誓言，真正做到了名副其实。

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当时18岁的范铭率领友仁中学学生纠察队冲击阎锡山当局操纵的“讨逆救国会”。1937年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任中共中阳县工委书记；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领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后历任中阳县委书记、汾西县委书记、中共沿黄河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六地委宣传部部长，晋南工委党校教育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四川达县地委书记，二机部第四局副局长，一机部第四局副局长，三机部第四总局副局长，基本建设局局长，航空工业基本建设局局长，国家建委国防建设局局长；1979年，任北京市规划局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1982年12月离休；1983年9月享受北京市正市级待遇。

范铭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年轻时为追求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而参加革命，在几十年漫长的革命中，他兢兢业业奉献着，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范铭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1947年，晋西北土改中他反对康生、陈伯达的极左路线。“文革”中，因为国防建设局职工是陕西“武斗”的主力，范铭被中央派赴陕西掌控建工局，他为稳定局势，坚决反对和抵制“四人帮”在陕西的追随者，表现了极强的党性原则。

范铭是一个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他担任领导工作45年，一生50多次调动工作，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充分展现出共产党人廉洁自律的道德风范。

他的这种精神表现在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从下面这些小事就可看出。

1944年，他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宣传部工作，恰逢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他在晋西北兴县西吉村、沙元峁为群众担水、锄地、唱歌、讲故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当时规定，干部下乡要到农民家吃派饭。有一次，因为他一个上午帮一户人家锄了2亩多地，中午吃饭时，这家女主人特意在他的碗里加了两个荷包蛋。他说：“应该一样，为什么给我吃偏饭？”那家女主人说：“按规矩，家里来了客人，应该照顾，你还给我们锄了那么一大块地。”他说：“好吧！按规定，我们也有供应。我应该给你一斤粮票，还有两角钱的菜钱，你都收下。”

1972年，他作为一位省部级干部，被下放到江西省国家建委“五七干校”。当时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不要组织给的特殊安排，而是每天和年轻同志们一起做最普通的农活，大家亲切地叫他“范老头”。那时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干校同志平时吃到的蔬菜比较少，他就和大家一起研究种植西红柿。但人们都说江西不能种植西红柿，范铭不相信。他反复研究江西的气象和土壤资料，得出江西可以种植西红柿的结论，并且承包8分地，从种植到田间管理，数月中全是一人来做，结果在当年7月份，他种植的西红柿竟然获得丰收。一个省部级的高级干部，不搞腐败，不搞特权，而是和普通同志一起从事艰苦的劳动，亲力亲为，留下了一段佳话。

没有一丁点私心杂念，一切行动都完全以党的利益为利益，以党的原则为原则，是范铭的真实写照。

房荣祥与范铭是同村同族的堂兄弟，也是同班同学并先后入党。后来范铭在外革命，房荣祥在家乡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地下工作。因为当时环境十分复杂险恶，房荣祥的入党档案不慎丢失。有人猜测说房荣祥可能是叛党了。新中国成立后，组织派人找范铭，让他证明房荣祥是否为共产党员，范铭实事求是地说：“他当时确实是共产党员，但后来是否叛党我不知道。”

房德明是范铭的同村堂弟，两人关系极为亲密。新中国成立后，房德明的一个儿子触犯法律被关押，当时范铭恰好回大宁住在县委招待所。房德明孙子去找堂房爷爷范铭，希望范铭帮助通融一下。范铭说：“州有州官，县有县衙。犯了法，国家有法律，法院会依法办案，找我干什么？”事后，范铭还专门对大宁县长说，刚才有人想在我这里走后门，走不通。

改革开放之初，大宁县想修建一座新的招待所，缺4吨钢筋，当时大宁县却没有办法搞到，只好派一个和范铭有几十年交情的人去北京找范铭帮忙。找到范铭后，范铭说：“党中央三令五申不叫修楼堂馆所，小小的大宁县修什么招待所呀？回去回去，给县委说不要修了。”

范铭就是这样，他不但自己不搞腐败不搞特权，而且也不允许和自己有关的人哪怕是很重要的亲人，包括他一生热爱的家乡从他那里搞特权、走后门。他这么做，似乎十分不近人情，但恰恰在这不近人情的举动里，包含着他对党对国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和无限大爱。

对于国家的困难，对于身边同志的困难，范铭则是十分慷慨。

他从1958年就骑自行车，不论公事私事在市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