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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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杜泽逊，1963年生，山东滕州人，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有《文献学概要》《四库存目标注》等作品。2022年开始担任山东省重大文化工程《齐鲁文库·典籍编》主编。
初冬的山东大学校园，静谧清新。清晨时分，绕过曲折的走廊，记者走进位于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文史楼北楼二层的“校经处”。
走进房间，只见中间摆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摆满书籍资料。在成摞的古籍中，杜泽逊（见图，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正聚精会神地对从《永乐大典》拆解出的切片进行整理。校勘、标点、注释……从事古籍整理研究近40年，杜泽逊孜孜不倦，不曾懈怠。
“寻书、读书成为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杜泽逊的父亲是一名语文教师，喜爱读书。耳濡目染下，杜泽逊从小就喜欢阅读。受父亲启迪，杜泽逊逐渐学会“带着问题读书”。比如读《红楼梦》时，父亲为他借阅徐振贵编著的《〈红楼梦〉注释》配合阅读，对书中出现的古代文化常识、典章制度等，杜泽逊都会详细地查阅摘抄。
读中学期间，杜泽逊最常借阅的书籍之一是《古文选读》。“这本书编选了许多经典古文，我爱不释手。”从那时起，他就为自己定下高考时考取中文系的目标。
1981年，杜泽逊如愿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步入校园，他沉浸在浓厚的治学氛围中，一有空闲，就想方设法借阅各类古籍。“只要是跟古籍有关的，我都会借来阅读。”校园中，杜泽逊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经常一坐就是一整天。
大二那年，杜泽逊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套叫作《联绵字典》的书，这是解释双声叠韵词的词典。由于无人借阅，封面此前落满灰尘。杜泽逊拂去灰尘，翻开词典，一张作者符定一的照片映入眼帘。照片中，编纂该书的手稿高度已超过符定一的身高。杜泽逊深受震撼，在心底立志：刻苦钻研，努力成为像符定一一样的学者。
研究古籍，需要大量阅读做基础，杜泽逊乐此不疲，“寻书、读书成为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杜泽逊常常跑到山东省济南市纬三路上的古旧书店，一头扎进书堆，找寻各类古籍。一次，为购买《十三经注疏》，杜泽逊省吃俭用了一段时间，才凑够了买书的钱，“宁愿饿肚子，我也要买到想看的书。”
1985年，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开设第一届研究生班，杜泽逊毫不犹豫选择报考。读研期间，他刻苦钻研版本学、目录学等专业课程。1987年，研究生毕业的杜泽逊留校任教，担任历史学家王绍曾教授的助教，全身心投入文献典籍整理研究工作。
“一次淘书经历开启了15年的研究之路”
1987年开始，杜泽逊跟随王绍曾参与《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编纂工作。此后，杜泽逊多次赶往北京送稿。每次到北京出差，杜泽逊都有一个习惯——去琉璃厂淘古书。
1992年冬天，来北京送稿的杜泽逊照例到琉璃厂淘书。寻觅半日，杜泽逊发现了一套四册的《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刻本。“《四库全书》是我研究生阶段的研究重点，这套书可以帮助我对‘四库全书存目’进行细致研究。”杜泽逊回忆，“没想到，一次淘书经历开启了15年的研究之路。”
《四库全书总目》共记载1万多种书，其中约1/3被收入《四库全书》，而6793种书没有被收录，只出现提要，称作“四库全书存目”。“‘存目’书籍中不乏顾炎武、汤显祖、袁宏道等名人的著作，研究整理这些书籍的版本、特征等，对于推动古籍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回到济南后，杜泽逊迅速投入“存目”研究，着手撰写一份“存目”传世情况的详尽调查报告。
杜泽逊买了十几个硬皮本子，和妻子分工协作，把“存目”中6793种书的书名、卷数、著者及朝代细致誊抄。一有出差机会，杜泽逊就揣着本子，到当地寻找相关书籍的下落。
正当杜泽逊紧张收集“存目”书籍、对“存目”进行研究时，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召开。会上，原文化部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周绍良提议编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知道这一消息后，杜泽逊将自己的研究计划整理出来，邮寄给相关单位的多位专家。很快，专家们回信表示支持。
1993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于北京大学成立，并邀请杜泽逊担任编委，专门对“存目”书籍传世版本进行调查鉴定工作。
1994年，杜泽逊来到北京大学，投入“存目”编纂工作中。“将‘存目’中的古籍原原本本影印出来，绝非易事，要进行细致的鉴定核校工作。”为了高质量完成古籍整理工作，杜泽逊几乎每天都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
历时4年，1997年10月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工作完成。在丛书编纂过程中，杜泽逊阅览“存目”书籍善本5000余种，丛书共计1200册、200多万页。此后，他又把目标定在《四库存目标注》，直到2007年，这套书最终出版。
“让古老典籍重焕生机，我们责无旁贷”
2022年，山东省启动大型文脉工程——《齐鲁文库》编纂工作，《齐鲁文库》共分典籍、研究、史志、红色文献等九编，成书规模约13亿字，共计4000多册。2023年秋，《齐鲁文库》首批成果在山东曲阜尼山讲堂亮相，首批成果170册，收入264种经典古籍，影印清晰，装潢精美。
其中，《齐鲁文库·典籍编》收录有关山东的传统古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作为《齐鲁文库·典籍编》主编，杜泽逊带领团队一道搜寻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收藏单位以及私人收藏中的相关文献，让更多藏在“深闺”的典籍版本与大众见面。
“系统收集整理文献，把珍贵古籍影印出来，这是帮助学者阅读、整理、注释古籍的可靠方式，也是保存古籍原貌、赓续文脉的必要手段。”杜泽逊说。
例如，在清朝道光时期，山东的金石学研究处于全国前列，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金石学家陈介祺。编纂过程中，项目团队从国家博物馆得到陈介祺手稿，仔细分辨发现其中包含6种古籍，扫描影印后，将其全部收录进《齐鲁文库·典籍编》。“这是6种古籍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对于我国金石学研究大有裨益。”杜泽逊说。
文献典籍浩如烟海，一种古籍可能有众多版本。选择收录哪一种版本，需要研究人员一丝不苟地进行调查研究。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其传本、抄本存世众多。杜泽逊查阅大量文献资料，邀请相关学者研讨，经过论证得出山东博物馆所藏的清代乾隆年间抄本较为原始，内容全面。随后，杜泽逊与团队成员将这一抄本通过高拍仪、扫描仪等设备进行扫描，收录进《齐鲁文库·典籍编》。
“每一种历史典籍版本得以留存至今，背后都饱经风霜，需要我们悉心整理，努力使它们留存世间、传承后代。”杜泽逊说，按照规划，《齐鲁文库》整体工作将在10年内完成，“让古老典籍重焕生机，我们责无旁贷。”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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